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仓央嘉措不再是离经叛道、为世道所不容的逆客，而成了红尘白浪里的情圣，被歌颂、被迷恋、被生死相许着。

      但只要在那些嘤嘤语语中仔细聆听，就会听出来，与其说人们爱上了仓央嘉措，莫若说人们太渴望成为玛吉阿米——太渴望有一个人可以放弃一切，唯独放不下你。真是不由得感叹时代的发展与人心的变幻啊！似乎刚刚人们还在为那些拥有着一切的男人而倾倒，这一转身，“拥有一切”已经魅力骤减，“放下一切”成为了流行。现代玛吉阿米们，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世人膜拜的仓央嘉措，抛下法王的地位，抛下国王的财富，抛下佛陀的众生，走下他的法座，却终于拜倒在自己面前。真能那样的话，玛吉阿米们将能成就多么巨大的自我啊，简直可以大到竖穷三界、横遍十方。只是男人们实在是太可怜了，成为国王尚且可能，成为法王谈何容易！

      即使世上真有情圣如传说中的仓央嘉措，多多我也是绝不敢上前的——如果一个人为了你放弃一切，你得背负多重大的压力啊，你好端端地就成了他的一切，你一颦一笑、一言一语都牵动着另外一个人，你还敢随便颦随便笑随便胡说八道吗？你的自我有多大，就会受多大的牵制，受多大的伤害，怎么就很少有人能想明白呢？

      幸好，世上没有那样的仓央嘉措，就连当年的仓央嘉措都不是那样的仓央嘉措。当年被误会成放荡形骸的他，今天竟被误会成了情深似海，其实是更不堪的一件事。于乃昌教授发表于1982年第三期《西藏研究》的《仓央嘉措生平疏议》中，有这样的一段，通过翔实的史料但愿能为仓央嘉措平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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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许多著述一直把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视为黄教喇嘛，因而不能正确理解他的行为处事和诗作倾向，说他“寻芳猎艳”，是一个“醇酒妇人的情种”，作为“达赖法王”同时又是“浪漫诗人”是矛盾的。在历史上，因此竟成为拉藏汗废础其达赖地位的口实之一。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仓央嘉措是一位虔诚的红教信徒。

　　关于仓央嘉措的教派信仰，在前一问题中已有涉及。《隆多喇嘛全集》和《秘传》记载大体一致，均说他是宗教世家、宁玛(即红教派)传承。《秘传》不仅提到仓央嘉措的宁玛世系(已如前述)，而且具体说到他研习宁玛经典的情况：“总之，凡一切藏土所有的教派和萨迦、格鲁、宁玛等，其能所熟之灌顶以及能解脱之传授、经教、密咒等等，无论显密，不分流派，全都加以闻习。”而实际上，他主要研习宁玛教派和密宗教旨，对其教旨律规，恪守笃信不渝，直至他在青海出逃时，随身携带的物品仅有红教所特别信奉的“未生怨王”的护身宝器和宁玛南派的根本道场、密宗师日增·戴达凌巴(?一1714年)所赐的古降魔撅。除此，别无他物，后来，他潜游各地，也多留住红教寺院洞窟，按红教传承苦行修习。

　　德国人H·霍夫曼所写《西藏的宗教》指出：“仓央嘉措出生在一个红教家庭，这就是发现红教伏藏的白玛凌巴世系”，被大肆攻击红教派的人称作是“醉汉的世家”。霍夫曼继续写道：在仓央嘉措登临布达拉宫以后，他就“充当了一个想在黄教中恢复宁玛派新老传统的集团的马前卒，他们的领袖就是桑结嘉措。”作者还引述大卫德尼尔的论证：“仓央嘉措很显然是被传授了一些密法，这允许他甚至是鼓励他过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放荡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一个不学密法的人说来的确意味着放荡。”作者还举出在清朝档案中有一份准噶尔王子旺拉布登(即策妄·阿喇布坦)给康熙的信件。这封信责难六世达赖和桑结嘉措支持宁玛教派，甚至支持第二个假莲花生。信中还控告这位年轻的达赖不仅在拉萨木鲁寺，甚至还在布达拉宫的那个扎仓举行红教仪式，在大昭寺寺内亵渎觉卧佛，在上述两个圣地内树立佛像作为射箭和穿刺的靶子。据说准噶尔王的使者曾经亲眼见到上述情形。关于策妄·阿喇布坦上书清廷．对第巴桑结嘉措和仓央嘉措的指责，在《清圣祖实录》和魏源的《圣武记》中均有记载。《圣武记》卷五记载：“策妄疏曰：……(五世)达赖圆寂之后，第巴匿之不宣，……而自尊其身，别奉红教喇嘛谓即达赖化身，诈传法旨，扰乱诸部”(重点号引者所加)。可见，霍夫曼在《西藏的宗教》中所引述的这些材料，也许并非恶语中伤。在其它文献中也有同类性质的记载。据《列隆吉仲日记》记载：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内“身穿绸缎便装，手戴戒指，头蓄长发，醉心歌舞游宴”。据松巴堪布的《青海史》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仓央嘉措在巡游日喀则时，竟手捧僧衣，向其黄教大师班禅罗桑益西退还已经受过的格楚戒(沙弥戒)。虽有三大寺的堪布和拉藏汗等劝说，仍无效果。而早先他已拒绝班禅大师授予格隆戒(比丘戒)。在相传出自仓央嘉措手笔、实为民间嘲讽之作的一首诗中写道：“布达拉上高坐，日增·仓央嘉措；来到下方‘雪’处，浪荡宕桑旺布。”他不守黄教之规，已是昭然若揭。不少论者，根据这些材料断定他是一位“放荡不堪，风流倜傥”的人物。但是，这种断论是同他的全部宗教生涯相矛盾的。从他的全部宗教活动考察，他并非是一个无所事事、风流放荡的色徒、情种。也有不少论者，从另一方把他捧为“反禁欲主义”的“勇士”和“宗教叛逆者”。这也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他的出身、教养大不相符的论断。如果从西藏当时的政治斗争、宗教内部斗争，以及从他的出身、教养进行全面的考察，他的行为倒是符合宁玛教义的，仓央嘉措正是企图以自己的行动和情歌作品作为恢复红教教派新老传统的实践、舆论工具和武器。这一场宗教内部斗争，恰好反映了以仓央嘉措和第巴桑结嘉措为一方与拉藏汗为代表的蒙古势力为另一方之间尖锐的政治斗争。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仓央嘉措被选为六世达赖，是与他的家世和信仰有密切关系的。根据史料所记，五世达赖本人也奉行红教密法，为人所共知，并有论述红教传统的著作传世，据传他本人曾破坏了黄教独身的戒律。五世达赖对桑结嘉措有一定的影响。第巴桑结嘉措是五世达赖传统的坚定的维护者，以至成为想在黄教中恢复红教新老传统集团的领袖。第巴桑结嘉措是选择六世达赖的决定性人物。鉴于他的思想倾向，他在红教世家中选定信仰红教的仓央嘉措是新达赖是不足奇怪的。甚至有人说，他把自己的女儿实际上是嫁给了这位年轻的“神王”。最终，在西藏历史上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就以仓央嘉措的立废、真伪问题为导火线而爆发了。结果，桑结嘉措死于非命，相继，仓央嘉措成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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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废黜的仓央嘉措是寂寞的，但是被“崇拜”的仓央嘉措更是孤寂的，他注定从一开始就被误会，并且一直被误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