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还是不动笔，这是一个问题。

     以前去印度，回来之后会积极主动地、心情澎湃地写一些东西，游记、散文、记录。以至于到如今，人还在印度呢，就会有同去法会的人说：“等着回去看你的游记哦！”我心想：“您不是也在呢嘛，怎么还需要看我的游记？”一回国，更是看到留言、收到短信、接到电话问：“今年的游记呢？”我又心想：“噶举祈愿法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同步的详尽图文报道，怎么还需要看我的游记？”跟一位师兄说起，她的回答更直接：“专门写游记？太高调了吧？又不是‘某大德’。”是啊，每年那么多名人、大德、得意弟子前去觐见噶玛巴，护持法会，他们的体会、感受，他们的心情有多澎湃，不是更值得关注吗，怎么还需要看我的游记？

     于是我自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人需要通过我的游记去了解噶举祈愿大法会的殊胜，没有人需要通过我的笔墨去了解大宝法王的威德。

     但是，想起法王曾经在给予大众皈依戒的时候，在讲到“自皈依僧，不结交恶友”时说：在这个时代，实修的圣贤僧很难遇到，所以法友、善知识很重要，“比如我的时间很少，连弟子的信都常常没时间回，也很难有长时间的教导，所以我的弟子们应该常常聚会、联络、互相支持”。我生性疏懒、不善交际，平时其实很少跟噶举的同修聚会、联络；如果说有什么是可以“互相支持”的，我想大概就是坐在电脑前面，输入一些旅行、朝圣的信息了吧，如果能够再多做一些，那就是坦白地记录自己的成长（以及退转）、慷慨地指出自己走过的路（包括歧路）、勇敢地把自己当成教材个案来分析（往往是反面教材）。

     有的人，他们负责在大手印的路上留下正确的小脚印，也许我，可以负责在大手印的路上举牌子，上书：“熊出没注意”。如果还要继续为印度之旅写点什么，这也许就是唯一的理由。